转自中国战略管理学会《学会通讯》第12期

【主编按语】中国战略管理学会第二届年会，4月22-23日，如期在梵天净土的贵州梵净山召开。在桃花源般的山水之间，来自全国29所知名高校的36名学者齐聚一堂，继续对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主题，进行了弥合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距离的深入讨论。偕行、思辨、聚焦、深入、灵动、高邈，回归学术研究本源，从去年初冬的眉山彭山到今年初夏的铜仁梵净山，与会者远足、行思、品茗、悟道，收获各异，感怀至深。

唯书生可以治国：

理论、实践再校准

陈立敏

武汉大学

应邀为“2017梵净山行”中国战略管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写一则会后感思录，我颇有点踌躇，因为感想容易而抒发不易。原因当然是南京大学贾良定教授所说的“金顶群蝶”个个“心怀万壑”，尤其是北京大学周长辉教授那支神笔早已“凌绝顶、可封禅”，淋漓尽致而“觑极无限”，于是眼前有景道不得，专待他“冠已正、再加冕”。

既然此行是受“看山、看水、看阳明”的感召，则首先对比中国人民大学徐二明教授的知行观点，而自问“我是谁？”。显然，我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既无“伟大的行动”也无“伟大的结果”；然而，我似乎还是有“知”的，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谁人能行、知道什么是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与弥合”报告环节，我们一边体会清华大学李东红教授扎实细致的前期文献与案例工作，一边面对这个极好的问题而陷入深深的沉思：现有主流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的研究缺口到底在哪里？

如果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存在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的地方，则需要我们学者的研究创新；但如果这些企业实践能够被既有的OLI范式、创造性资产寻求理论等很好地覆盖，如果从中国企业实践中尚未归纳出与以往美日欧企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仅有时滞差异，那么为什么需要理论创新？

理论的意义在于explain & predict，假如既有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过往并较好地预测将来，则并不需要新理论；假如既有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才出现极好的理论创新机会，这正是库恩所谓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即当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anomalies）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时，会导致理论危机（crisis），从而发生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或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以新的研究范式取代旧的研究范式，以便进行更好的“解谜”（puzzle-solving）——科学工作（包括社会科学）以解谜为唯一目的，而不以创新。创新则需要以违反现有范式、导致理论危机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发现为前提。

（二）

关于研究创新的思考，随着提问和讨论而进一步深化：“为什么中国管理研究尚未成为国际主流，而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进一步地，“当今世界是否存在学术霸权？”

作为一个边缘集体中“与无荣焉”的中国管理学者，我也反躬自省而扪心自问：我们有否提出足够好的问题，并给出足够好的答案？——以此来影响人类社会与管理实践？恰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艾默生的权力依赖理论、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以及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等等……我们有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目前我们或许应该较多关注如何构造更好的平台，减少学术发展不均衡，避免被边缘化；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管理学者们迄今为止并未提出很好的问题，也未给出足够好的解决方案，则目前我们不高的国际学术地位就是合理的，则我们的后续及后一代学者的历史任务就会更重一点，——如果我们还要以推动世界管理科学研究为己任，要以聪明才智给这个世界予贡献。例如中国春秋诸子百家的巨大国际影响力，是以思想之伟大而跨越语言、下自成蹊，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具有崇高地位。

而在这样一个现有主流理论与中国企业实践之间缺口弥合的过程中，在这个中国管理研究既受益于国际、又反哺于国际的过程中，徐淑英教授等创建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外国经济与管理》等专业学术期刊、以及华东理工大学等主办的中外校际学术交流等，都是极有意义的行动。

此次会议中，36位参会学者及东道主铜仁学院的老师们，还共同讨论了其他若干重要主题，既包括制造业——“互联网环境下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规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欧阳桃花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铁男教授），也包括服务业——“武陵山区旅游业资源开发问题”（铜仁学院杨建教授、重庆大学龙勇教授）。

（三）

在第二天下午华南理工大学蓝海林教授慷慨激昂的陈词里，我脑海里浮现出这两天已经从南开大学周建教授等多位同仁那里听到的、或许是学会凝聚力的一个词：“书生意气”；也不禁回想起自己多年前在看到晚清的柱石——张之洞，被同僚批讽“老而天真”、“为官十年、犹是书生”时，脱手写下的眉批：“唯书生可以治国”。是的，唯有理想引导的行动，才是有意义的。唯有以书生意气引领，才可能经天纬地，而不是经金纬银、经官纬爵。国人已经太多“少而世故”，在实用变通中完全迷失了最初的方向；而正缺少这种“老而天真”，为达成理想国而永怀一颗赤子之心。

不错，张之洞确为一地地道道的书生，曾以探花之功名，而为清流巨擘、士林魁首，但“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当他将这些自谓的“学术”“心术”用于“治术”时，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治水的张公堤，民族工业发祥的汉阳铁厂、枪炮厂，作为国家大动脉的京汉铁路，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学堂，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还有晚清少见的中法大捷……其倡导西学，编练新军，使得辛亥首义能在武昌成功绝非偶然——当时各地反帝活动风起云涌，但多为黄花岗般痛心结果，醒世固然醒矣，被唤醒者却痛彻心扉……所以说中国的推翻封建、缔造共和也与张公有深刻关联。

概览古今中外的治国栋梁，似乎都是我所喜爱的意气书生：一代英主李世民，固然是军事奇才、盖世英雄，但其文治绝不逊于武功。他酷爱文史书法，不仅以史为鉴、理性行政，认识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以德化民、以法治国，三几年间就达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天下大治；而且大力推行文教科举，使得有唐一朝诗文之盛空前绝后，唯才是举的观念和做法更影响中外千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玄烨，不仅上马木兰秋狩、平藩驱俄、破准收台，而且下马经史子集、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并通晓西方数学、天文等多种自然科学。更不用说身兼大儒与国器的范仲淹、张居正，还有近代的曾、左、胡了，就连创造了美国新经济“三高一低”（高增长、高就业、高财政盈余、低通胀）神话的克林顿，也是阿肯色州立大学的杰出教授。这些带着书生意气、为着理想而产生的行动，影响才可能那么深远，光辉也总是那么耀眼……

这时想起参会之前我曾有的疑问：“有此一行，所为何来？”“没有论文，会否务虚？”现在的理解恰如长辉教授的设问与答案：“久居稷下春如故，复入洞中所为何？”原来“嵯峨张襟抱，召我载驰驱”；及至“忽然八荒静，思想一时无......”——正是要在这山河的静默中，在这思想的停顿中，叩问自己的内心，反思自己的理想与行动，校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懈怠时，请加强行动力；变通时，请校准理想性。

我虽不行，好在有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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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通讯》由中国战略管理学会编辑发行

责编：江积海

主编：周   建

发行：李卫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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